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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不曾看过电视了，偶尔为之也是为了观看体育比赛（中国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可能就是能免费看很多顶级赛事吧，呵呵），更多的时候只是百无聊赖的转换着频道。自从几年前装了数字电视之后，那个最原始的天线盒似乎就被废弃了，这一天心血来潮地装上它，竟还能勉强使用，面对熟悉的台标熟悉的节目竟有着一种老友重逢的感动。这几天反反复复地在空间，心情念叨着公共电视，人生剧展，像极一个絮絮叨叨的孤寡老人，想来不觉好笑。于是刷牙的时候，睡觉前发呆时开始自觉不自觉的想它带给我了什么。
      自从电脑，网络开始流行之后，我们似乎就开始习惯一个人独自近近地面对着一个屏幕，开始习惯右下角闪动的头像，却似乎也开始少了一个人思考的时间。陈映真说：“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物欲极端膨胀的年代，以往被认为是不道德不合理的在商品社会之中都变得合法了，于是我们寻找刺激，对刺激倦怠，然后寻找新的刺激，以此轮回。”，然也！曾在想的是为何父辈，祖辈们处在一个为了温饱甚至生存而奋斗的年代却能充满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对未来自信，而当今生活在物质丰富年代的我们却大都感染了一种虚无的情绪。记得初中某一年的春节回到家中打开电视，播放的是多年前在SKY SAFE DOOR那场著名的学生MOVING，而那个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有着一种窥视秘密的快感，但竟也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不管是阴谋论还是政治论，但至少那群学生曾经有着那样一段青春，曾经怀抱着那样一种理想、信仰，而这些也许正是我们早已缺失的。
       前几天收到一封邮件，是院报一个学生编辑发的，他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文字要表达的主题。于是就反思我到底想表达什么主题，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主题，更多的表达出来的只是一种困惑，就如现在很多人在空间或心情里写的诸如“人到底为什么”“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一样的困惑。这些困惑看似不起眼甚至显得有些琐碎，但却犹如一地鸡毛将我们紧紧捆绑乃至使我们丧失行动思考能力，于是我们习惯直观感受却从不会去想为什么，在《让子弹飞》中狂笑，但最成功的喜剧往往也是最成功的悲剧，我们为什么可悲，也许只能让子弹飞一会儿才能领悟吧。
       我曾经说过在现今的体制之中绝对不会允许第二种声音的出现，同时国民的素质也还没高到为了这第二种声音付出一些劳力或金钱，哪怕这些金钱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据说当年那个广场上的学生收到不计其数的捐款物资，也许经历过一种重大的打击之后更重要的是经过了国家机器这么久的运转催眠之后我们已经与之形成了一种妥协。于是利益似乎就成为比较现实的考量，理想、信仰这时都已成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价值的标准也以一种比较浅显易懂适用于商品社会化的方式呈现。曾经用手机短信打过一篇长长的文字发送到电台，幸运地被念了出来，不多久也幸运地收到回复信息“对不起，你的手机目前已欠费”，也许这才是最务实的媒体吧。